北京时间6月1日消息，2008年纽约田径大奖赛今天打响，在刚刚结束的男子百米飞人大战中，牙买加人乌塞恩-博尔特以9秒72的成绩打破了世界纪录，之前纪录是由鲍威尔保持的9秒74。

北京时间6月13日凌晨，古巴小将罗伯斯在捷克俄斯特拉发田径大奖赛男子110米栏的比赛中跑出了12秒87的成绩，而这一成绩也打破了此前由中国选手刘翔所保持的世界纪录。

提问：

1.安利纽崔莱请刘翔和鲍威尔做广告，共投入多少资金？

2.刘翔和鲍威尔的记录接连被打破，该广告价值缩水几成？

3.以后还有世界纪录保持者敢给安利纽崔莱做广告么？……

温家宝写了句“多难兴邦”，引发诸多非议，这实在让我惊诧莫名。

地震以来，政府在各个不同场合有过各种不同表态，虽然这些表态也有诸多不妥之处，但肯定不能归纳总结为“多难兴邦”这四个字。非要挑这四个字出来说事儿，那叫：断章取义。

就这四个字本身而言，作为成语，其涵义是清晰明确的。不顾其实际所指而无限发挥其能指，非要曲解成“只要多难，就能兴邦”、“一旦多难，必然兴邦”、“已经多难，兴邦在望”，那叫：望文生义。

断章取义+望文生义，这种搞法连吹毛求疵都算不上，吹毛求屁罢了。

所谓“难”，可以是包括一切天灾人祸在内的社会危机。那么，“多难”何以能够“兴邦”呢？

首先，社会危机可以集中暴露社会矛盾。就拿这次地震而言，偷工减料的校舍，被震断了钢筋；红十字会猫腻的冰山，被震垮了一角；范跑跑所代表的社会道德观念矛盾，被震出了水面……这些矛盾久已有之，但地震使得它们集中的、剧烈的呈现在我们眼前。剑悬于顶久矣，而今锋芒毕露，也就未必会继续悬而不决。

其次，社会危机可以集中社会资源。改革任务艰巨，社会力量有限。很多时候，由于缺乏外力推动，许多本来可以得到解决的问题也放在那儿迟迟无人过问。所谓积弊，亦多由此而生。而一次突发的社会危机，作为一种巨大的外力，迫使我们在短期内举全国之力救灾抢险，很多积弊也有望借机得到解决。

最后，社会危机往往可以让一个民族空前团结。这点不必多说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，每个人都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。

总而言之，“多难兴邦”的意思无非是：一次重大的社会契机完全有可能成为社会进步的契机。这一说法在理论上符合辩证法，在现实中也有许多史实可以引为佐证，有什么不好理解的地方么？在灾难之后，一国总理引用这句成语来激励群众，唤起民心斗志，有何不妥？ 

有个朋友质问：“多难可以兴邦，本身没有错。但难道就不能不多难的兴邦吗？”

我回答：“现在的情况是，灾难已经发生了。那么我们究竟是争取一种兴邦的结果，还是争取相反的结果？”

——我这位朋友的质问，其实还是建立在把“多难兴邦”曲解为“只有多难才能兴邦”的基础上。拜托，按这种搞法，我甚至都能证明诸如“失败是成功之母”，“生于忧患死于安乐”之类的名言统统都是政治不正确的屁话。但如果这样搞，说屁话的那个人恰恰是我自己。

那位朋友又问：“如果中国足协现在说‘失败是成功之母’，你还能接受么？”

哈！这个问题还真把我问愣住了！

想了片刻，我回答说：“这个例子说明：说和做要结合到一起看。”

中国足协说失败是成功之母，那当然是屁话。因为我们都知道，对中国足球而言，失败只能是失败之母，失败又是新一代失败之母……并非“失败是成功之母”这句话本身有什么问题，而是中国足球的实际表现决定了它永远不会兑现这句话。

中国足协绝对不是一个能从失败中找到成功的足协，那么中国政府是不是一个能够从多难中走向兴邦的政府呢？

“多难兴邦”不是简单的空谈，不是华而不实的口号。“多难兴邦”是一份承诺，一份由总理代表政府，向人民做出的郑重的承诺。

这四个字说出来，十三亿人都在拿眼睛看着你！

如果政府在灾后的后续工作中表现出色，那么我们可以认为政府兑现了“多难兴邦”的承诺；如若不然，今天所说的“多难兴邦”这四个字就是放屁。乱开空头支票的下场，就是和中国足协一样，变成一坨猫不闻狗不舔的烂肉。政府的公信，经不起这样的挥霍。

而无论这个承诺最终能否兑现，在多大程度上兑现，现在都还不是批判的时候。

抡起道德大棒，却左右打不下去，这对职业道德家而言实在是让人气堵胸闷的一件事，看着郭跳跳同学一次次跳起来，又一次次憋回去，真让人于心不忍。好在我早就发现道德大棒不是件合手的兵器，一早放弃了道德家这份很有前途的工作。对范美忠老师，我只想轻轻的摸上几把。

一呀摸，二呀摸，摸到范老师的头发边

这一摸不要紧，竟在范老师脑后摸到高高隆起的一块反骨！扒开头发一看，头皮上隐隐约约刻了四个大字：“自由主义”！好哇，范老师，原来你是投靠伏地魔的食死徒。众所周知，“自由主义”是横行当今中国的几大黑魔法之一，其阴毒邪恶，倘没有一身过硬的黑魔法防御术，很容易中招吐血，更遑论破解。郭跳跳同学就是被范老师念起自由主义的咒语，搞得全无脾气：“你可以做雷锋，但你不能逼我做雷锋”；“道德的标准不是你说了算”……

必须承认，范老师运起自由主义的身段相当矫健，他的那套逻辑在自由主义体系内完全自洽，一旦被他绕进去，那就完了。但是啊，范老师，你有没有想到过：自由主义虽然是个好东西，但却还远远不是什么不证自明的、先验的普世价值。即便自由主义已经是现代社会的主流价值取向，但绝非一家独大的价值取向。总而言之，自由主义这座靠山并非不可撼动，背靠自由主义，也未必那么理直气壮。无论怎么推崇自由主义，都不能否认人作为一种社会性动物固有的组织性。如果将自由主义走到完全漠视社会伦理的极端，就会成为我行我素自行其是的借口。

把自由主义矮化为自我中心主义，就好比把好端端的《九阴真经》练成九阴白骨爪。范老师，您还真是自由主义的梅超风啊。

请注意，我压根没提道德。

二呀摸，三呀摸，摸到范老师的胸口上

这一摸不要紧，竟摸出范老师心率不齐，跳成了一曲《将军令》！范老师啊，据我诊断，如果你不是有唐伯虎那样的绝世内功，那就一定是先天性缺心眼儿啦！而缺心眼儿，用时髦的话说，就是情商太低，EQ为0。

其实，范老师近期的遭遇如果换一下顺序，或许就全然无可指摘了：step1.地震中扔下学生逃跑；step2.被道德家抡起大棒唾骂；step3.在博客上撰文自辩反击。——倘若如此，我一定会毅然跳出来顶范老师一把。

可事实却并非如此：在逃跑之后，压根没人知道这一出，范老师却出人意料的上网自曝找骂，平白给自己找了一堆麻烦。我们不由要问一声：范老师，您这是干啥啊？何苦啊？动机何在啊？

妄自揣测，可能的原因有二：一种可能是，范老师跑了之后，扪心自问，反思良久，终有所得，于是不吐不快；另一种可能是，范老师长期以来早已形成了一套自由主义核心的价值观，于是趁此机会借题发挥，以这样一个典型事例来抒发胸臆，炮轰假想敌。——无论是哪种原因吧，如果以“无事生非”的理由埋怨范老师的举动不明智，多少都有点庸俗。毕竟我们必须承认，范老师引起的这场争论还是很有价值的。

所以，如果我批评范老师不明智，绝不会采取那种庸俗的手法。范老师，就算你的言论有再多合理性，就算你引发的讨论多么有价值，在地震之后马上发表那样的言论就真的合适么？当然，地震过去一个月了，多数人那种剧烈的悲伤情绪都已大为缓解。但回顾地震刚刚发生的那些日子，令人无法承受的巨大哀伤依然记忆犹新。在那样情绪激动的时期，连一贯对政府挑鼻子挑眼的中国网民都大多放弃了冷嘲热讽，少数人质疑这个问责那个，都招致一片谴责。何也？不是质疑谴责的做法本身不对，而是不合时宜。计划生育是好事，难道就能把“把人口降下去”的标语刷到火葬场门口？——范老师，你自以为振振有词的一番言论，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，触犯了众怒。这是任你用什么逻辑都推导不通的，谁让你缺心眼，没EQ呢。

请注意，我还是没提道德。

三呀摸，四呀摸，摸到范老师的裤裆里

这一摸不要紧，我却大惊失色：范老师，下面……如何没有了？！范老师却神情坦然：“我都承认我胆小怕事，遇到地震就魂飞魄散了……全中国人民都知道我没种，你不知道？又不是道德问题，有什么丢人的？”

啊，范老师，您如此过硬的心理素质，真让我钦佩。我这辈子也做过很多矬事，出过很多糗，不知为什么，就是觉得丢人不好意思说。现在想来：对啊！又不是道德问题，我为啥就觉得丢人了呢？被同学装鬼吓到尖叫，是道德问题吗？线性代数考了23分，是道德问题吗？下棋输给一个小学生，是道德问题吗？……

可是不行啊，我还是觉得丢人啊。

范老师，我真的不觉得你在道德上有什么丢人的，可这个世界上并非只有道德上的欠缺才丢人。构成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因素有很多：德智体，真善美，等等，等等。对一个壮年男性而言，除了基本的道德要求，我们还会希望他：强壮、可靠、稳重、勇敢、机敏……总而言之，“男子汉”三个字可不是单纯的道德高标。当然了，一个男人有没有种，往往得于先天，和后天教化没太大关系。没种固然丢人，但至少不是你的错。——但已然没种了，为什么还非要跑到博客上脱掉裤子自爆其短，洋洋自得唯恐天下不知？范老师，你就不能对自己好点儿么。

您看，我还是没提道德。

四呀摸，五呀摸，摸到范老师的屁股下

这一摸不要紧，我竟被狠狠的电了一下！范老师，难道你就是传说中的电臀吗？——再一看：哦，原来范老师死死的坐在一根高压线上，上面写着四个字，“道德底线”。

范老师在一虎一席谈中有如下精彩论述：“道德有两种，一种是底线道德，一种是高尚道德。底线道德可以责人也可以责己；而高尚道德只能责己，不能责人。”——说得太好了，我完全同意。但是，范老师话锋一转，把“高尚道德”的标签用502贴到“救学生”的行为上，然后就可以堂而皇之的固守底线道德了。

但是，道德真的可以简单的一分为二，统统划到底线道德和高尚道德这两级么？在底线道德和高尚道德之间，难道就没有比高尚更平凡、比底线更高尚的中间地带？

范老师，您口口声声说不能用“牺牲自己生命来救学生”这样的高标准来要求你。可当时的情况并不是“一块石头砸下来，不是砸死你就是砸死学生”的两难局面，救学生并不必然要以你牺牲生命为代价。站在讲台上，哪怕稍微组织一下大家自救呢？哪怕喊一声“大家快跑”呢？要说牺牲，也不过是牺牲你一点逃生时间，增大一些危险罢了。当然，你也可以很夸张的说“大大增加了我的死亡几率”。——这话随便怎么说都行，反正也没人能给出量化的数字，说明延误那几秒钟究竟会增大死亡几率百分之几。

但是，范老师，有一点是肯定的：你并不必然要做到绝对高尚，你完全有机会去做一些相对于底线道德而言更高尚一些的事情。然而你毫不犹豫的跑了，你的屁股紧紧贴在道德底线上，拒绝了哪怕比底线更高尚那么一点点。

底线之所以是底线，就因为它已经低到不能再低了。不能有任何比底线稍高的道德表现，这对任何一个稍有自尊的知识分子而言，只怕都是很不堪的事情。范老师，你还吹什么吹。

摸到第四下，我终于稍微提了提道德。最后送范老师一句话：

你谈不上卑鄙，但真的很卑微。

周同学是湖南人士，不具备发卷舌音的生理机能。她那句话听到我耳里就变成了：“她穿得好像寿司啊……”

我一愣，再看：靠！真的是寿司耶！

顿时敬仰之情如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：“周同学，你太有想象力了！这个比喻太贴切了！”

那位寿司装的女郎，形象大概如下：

对比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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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附一段对话：

XX 说 (21:10):
突然想起老男孩里面讲的
XX 说 (21:11):
一个好的料理师 手掌要冰冰凉才好
XX 说 (21:11):
这样才会制作出好的寿司和刺身
卢十四 说 (21:11):
恩，而且不要出手汗
卢十四 说 (21:12):
手潮的不能做料理师……
XX 说 (21:12):
明明很45度的一个话题，被你一岔就变得...
卢十四 说 (21:12):
 恶趣味……

高中时代，一块破烂的爱华随身听，一盘转过无数遍的盗版张信哲或许美静，能让我缩在被窝里听到浑身发抖。很多时候，我戴着耳塞沉沉睡去，次日醒来发现随身听早就没电了。而更多的时候，我忍住瞌睡，一首首的听下来，手里捏住不知是哪里来的杂牌耳塞，——必须要捏住才能听，因为其中一侧的线早就断了，必须小心翼翼的让它保持某个位置才能正常发声。A面结束了，我却并不将磁带取出来换一面。静静听着空白处那沙沙的卷带声，觉得宁静而温暖，直到磁带转到尽头，随身听的按钮咔嚓弹起，发出一声脆响。

大一那年，每周要跑两次早操。一大早6点钟，掀开被窝就像掀开自己一层皮。从学校南门出发，跑到西门，请值班老师在考勤本上盖个章。那时很多人都买了某种奇形怪状的耳机形收音机，跑步时戴在头上，还拔出一根亮闪闪的天线……于是每天早上6点，在西工大围墙外，你都能看到一群天线宝宝半闭着眼睛，哼哧哼哧的跑过。我也是这些天线宝宝中的一只，半梦半醒中听到一个声音反复的唱“爱爱爱爱到要吐……”，那时的陈奕迅还是新人，刚刚唱过《K歌之王》。

依旧是大一那年，某天晚上有罕见的大规模狮子座流星雨。晚上我独自一人跑到操场熬夜看流星，操场上三五成群，要么是一帮朋友集体出动，要么是一对一对的情侣。每当一颗流星划过天际，就能引发操场上一片惊呼。我昂着头看了半天，直到脖子发酸，终于觉得看流星也有些无聊。转而看那些沉浸在浪漫中的情侣们，顿时觉得落寞不堪。那年我十七岁，纵然有这样思春的情怀，也大抵是甜蜜的忧愁吧。……无聊落寞中，想到前不久听过某首关于流星的歌曲，想哼唱哼唱，却又还没学会。——那就是后来臭了大街的F4和《流星雨》了。

如此种种，都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我已经很久不听音乐了。

当然，我还是每天戴着耳机，各种悦耳的声音纷纷灌将过来。还是偶尔会有一些旋律让我心跳加速，血压升高，随即顺手存到硬盘里。——但那些声音响过之后，便沉寂了。它们经过我的耳朵，就像水流过大理石，水珠残留在石面上，却从不曾浸润到深处。

偶尔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偶尔百无聊赖的时候，偶尔翻书翻到眼花，看碟看到瞌睡，望望外面阴沉的天又没有丝毫走出房间的兴致的时候，我还是会习惯性的打开播放器。看着满硬盘的MP3，点击的却依然是罗大佑、唐朝、郑钧之类的文件夹。这些古旧的歌曲，从爱华随身听走来，从三块钱一张的盗版CD走来。如今他们是MP3，数字音乐，不死之身，千秋万代，永无损耗。——可一遍遍的听来，早已不知是喜爱，还是习惯。托妮•莫瑞森在《所罗门之歌》里写到：“这不是喝下去幸福得流泪的第一杯啤酒，也不是为了扩大第一杯的快感而喝下去的第二杯啤酒，——这是因为它在那里所以喝下去的第三杯啤酒。”

我的音乐库在我20岁之前就大体关闭了。不是因为这些音乐有多好，而是因为它们在那样的时刻出现，成为我生命中的第一杯啤酒。而20岁之后，我已经走过很多的路，见过很多的人，经历了很多的事，喝过太多的酒。

大学时代，十分喜爱一位名叫郑单衣的诗人。前不久我还念念不忘的买了他一本诗集，读到那首《青春》时，竟失望的发现自己并没有格外激动。可那是我当初读到心潮滂湃的一首诗：

啊，青春
你过早地搅乱了我的心
过早地
让我闻到昏迷的硫磺

啊，美酒
你过早地灌醉了火车的肺
过早地
让我在飞驰的车头眺望

啊，疯狂的女人
你们头脑里溶解了太多的盐
过早地
过早地让我粉碎了膝盖！

啊，未来的动荡之海
我曾奋力投身的梦幻之海
让我
让我用眼泪把你排干

啊，住嘴吧，命运！
别再对我说灵魂是
宝石
宝石损害了我的健康

啊，受惊的火红之马
别再诱惑我了
难道
难道还不够吗？

啊，骑士，骑士！
亮出你的手掌让我细察
过早地
我过早地——抛下了青春

也许，我也已经过早的抛下了青春。

捐款本是善举，却遭受如此道德绑架，遭人“逼捐”，委实令人唏嘘。本来没有捐款的义务，好心捐了反而成为罪名，怎不让人不由产生“倒不如当初不捐”的念头。

“逼捐”的不妥，在我看来是一个不言自明的结论，本文无意就这样一个简单问题再做详细论证。但另一个早有定论的事实是：中国的富人和企业，确实在慈善公益事业上投入的力度十分薄弱，远不能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提并论。如此一来，就产生了悖论：如果富人和企业捐得少乃至不捐都不应被指责，那么我们岂不是不应该抱怨他们在慈善公益事业上投入太少？如果他们确实在慈善公益事业上投入太少，那么为什么不能被指责？

怀着这样的疑问，我在网上查阅了一些资料，结果发现了很多有趣的现象。此处暂举其二：

现象一：很多国内的富人不是没有善举，但他们放着诸如中华慈善总会、中国红十字会之类的慈善机构不用，反而舍近求远的跑到香港从事慈善捐赠。

现象二：很多跨国公司素来享有热心公益事业的美誉，却对中国的公益捐赠十分冷漠。偶有，也往往和企业的营销结合密切，做的是表面功夫：“一些跨国公司捐10万元的时候，他们会拿出100万元的费用来宣传该捐赠行为，以达到1000万元的宣传效果。”

中国富人冷漠吗？可他们在中国香港很大方。外国企业热衷公益吗？可他们在中国市场一毛不拔。何以出现这种“橘生淮北则为枳”的现象？且让我们看看“橘”在“淮北”的遭遇：

遭遇之一：捐款还得交税。——匪夷所思吧？可这是事实：全国人大代表、茂名市工商联会长倪乐在一次会议上说：“曾经在一次水灾后，我给某山区捐了100万，结果要征收17%的纯利税、33%的企业所得税，而因是以我个人名义捐赠的，还要交个人所得税，最后交了共60多万元税，等于我一共捐赠了160多万元！……我捐款100万元，最后还要交税近60万元！这样做善事，问你干不干？！”

而在西方发达国家，不但没有“捐款税”这种怪物，相反的，企业本应正常缴纳的税项还会得到减免。通过这种手段，企业和个人的慈善捐款热情得以大大提高。反观中国呢？倒也不是没有地方政府在行动，比如北京政府早在2004年就制定了企业和个人捐赠税收优惠政策。但是，居然“很多人都不知道”！就算知道了，办理具体免税手续还有十几道程序，简直就是存心不想让人捐款。

遭遇之二：做善事没有回报。——可能有人要问了，“做好事不留名才是美德。奢求回报，那还叫做善事么？”——恭喜你，就这句“做好事不留名”，吓跑了一大堆本来想做好事的企业。在一个文明社会，企业确实应该热心慈善，但毕竟企业不是慈善机构，人家是要赢利的，人家捐的钱也是辛苦赚回来的，人家做善事肯定也是为了树立企业形象，打造商业品牌。哪有真正不计回报、不图功利的企业慈善行为呢？

孔子的弟子子贡（端木赐）在国外赎了一个鲁国人，回国后拒绝收下国家赔偿金。孔子说：“赐呀，你采取的不是好办法。从今以后，鲁国人就不肯再替沦为奴隶的本国同胞赎身了。你如果收回国家的补偿金，并不会损害你的行为的价值；而你不肯拿回你抵付的钱，别人就不肯再赎人了。”又有一次，子路救起一名落水者，那人感谢他，送了一头牛，子路收下了。孔子说：“这下子鲁国人一定会勇于救落水者了。”——从这两个小故事，我们不难看出：做好事求回报，不但不可耻，反而能更好的调动社会行善的积极性。

看看上文那个例子：外企捐了10万，要花100万来宣传。可以想象，如果他们不自己花钱宣传，大概根本没人会留心他们的善举，那10万块钱捐出去，对自己一点好处都没有。请问我国强大的媒体行业为何如此不关心企业的善举？我国的民众为何如此吝惜对善举的支持和喝彩？——现在倒是很多人在关心企业和富人的捐款了，只不过并非支持和喝彩，而是纷纷嫌少，骂声满天飞。捐款挨骂，还捐什么捐？犯贱啊。

遭遇之三：说来令人心痛，但这确实已经是广为人知的事实，——前几年，“希望工程”的善款遭人贪污；历次灾害，都会听闻某地捐款被侵吞。至于国内各类慈善机构，包括红十字会在内，谁能在网上查到他们的详细财报？谁能查到我跟谁姓。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：台湾红十字会的财报就公布在网上，下载来一看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

慈善机构不透明、不公开，没有合理的运营机制，没有强大的监督力量，这还让人怎么调动起慈善捐款的积极性呢？深圳彭年集团董事长余彭年，在“胡润中国大陆慈善家排行榜”上已连续三年名列第一，03年至今共捐善款30亿元。1988年，他给某省捐赠了10辆进口三菱救护车，两年后他却得知，救护车里面的设施被改造，本应用于急救病人的车成了某些领导的专用车。在这样的事实面前，也难怪慈善家们不再信任现有的慈善机构。根据2006年胡润慈善榜的调查结果，至少有一半以上的慈善家捐赠没有通过慈善机构，而是捐向某些慈善项目或者是建立自己的基金。

慈善家自己建立慈善基金，是好事！慈善捐款渠道单一，几乎必然导致贪污腐败。中国的慈善事业要发展，必然不能长期依赖那么寥寥几家慈善机构。目前中国有100多家慈善组织，你觉得够不够？——在美国，这个数字是100万。

中国的富人和企业，确实在慈善公益事业上投入太少。但请不要仅仅把眼睛盯着富人和企业，继而沦为简单粗暴的仇富，动不动就“逼捐”。富人和企业对待慈善公益事业的态度，实际上折射了中国整个慈善公益事业的不足，个中原因一言难尽，政府、企业、民众、社会观念、社会发展现状……各有责任，远不止上文所述的三点。政府引导不足、政策支持不够，自不待言。即便是我们普通老百姓，在指着姚明鼻子骂小气，指着王石鼻子骂王八的同时，我们真的能那么心安理得的享受道德优越感么？再让我们看几组数字吧：

中华慈善总会每年收到的捐赠有10%来自平民百姓；而在美国，慈善捐赠85%来自民众。

我国志愿服务参与率仅为全国人口的3％；而在美国，志愿服务参与率为全国人口的44％。

我国和美国人均收入相比为1∶38，人均慈善捐款相比为1∶7300。

很难想象在这样的事实基础上，我们还能建立起什么样的道德优越感。我们真的有资格骂富人和企业小气抠门么？

当然，正如富人和企业对慈善公益的投入少，不完全是他们的责任；我们普通百姓对慈善公益参与不足，也不完全是我们的责任。中国的慈善公益事业才刚刚起步，任谁有了好心，都难免在事实面前感到无力。对此，大家还是相互体谅的好。

在诸多的资料中，倒也看到两条好消息：

1.中国的富人和企业，对慈善事业的投入力度正在逐年攀升。这一点，从04年至今的历年胡润中国慈善榜上就能一目了然，大家可以自行在网上搜索相关信息。

2.中国的慈善法近年来一直在积极筹备。民政部早于2005年正式启动慈善法的起草工作，几经周折，慈善法已于2007年再度列入国务院立法计划，民政部正在积极进行调研，推动该法的立法进程。

中国的慈善事业，在路上。

——用了一天思考，两个小时查阅资料，一个多小时归纳整理，我终于写出了如此有分量的一贴。此刻，我深深被自己这种勤于思考，善于学习的精神感动了。在许多人张嘴乱骂的同时，我居然默默做了这么多深入研究分析的工作，实在堪称楷模。如果中国人都能像我这样聪明勇敢，踏实肯干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岂非指日可待？！

最后套用下岗女工老师当年的一句名言，劝各位逼捐者们一句：“何必这样逼捐呢？而且是这样可爱的、傻傻的逼呀……”